30年前，年仅17岁的钱国兴来到杭州做了一名泥水学徒工；30年后，当年闯天下的小伙子已成为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的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还当选了杭州市西湖区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数年的建筑工人生涯让他尝尽了酸甜苦辣，也让他最理解农民工的处境、最懂他们的需要。从保证不欠薪到帮他们解决子女就学问题，他始终在尽力维护民工兄弟们的权益。
　　他说：“我始终都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他要将维护农民工权益当作事业去做。
    
　　想想30年前的自己，才17岁就跟着诸暨老家的建筑队来杭州打工，如果生命能重来一次，我倒是愿意用这“黄金岁月”去好好地念几本书。那时候虽然手上什么技术都没有，但我还是决定加入村里的建筑队，毕竟跟着他们就可以走出小山村，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1977年的6月15日，我跟着建筑队离开了家乡，在杭州当了一名泥水学徒工。
　　那段时间一有空就往西湖边跑，欣赏着美景，想象着自己做上了建筑队的小队长，就可以永远留在杭州了。但我也渐渐发现，城里人对我们并不怎么友好，有时在街上问路，他们总是爱搭不理，还有人打量我一番后翻翻白眼便扬长而去。
　　很快到了七八月间，工地有个来自河北的工人中暑晕倒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卫生所。谁知，卫生所的医生、护士都不正眼瞧一下便挥挥手说：“先去办手续。”一些工友觉得受了辱，吵了起来，护士却说：“你们身上那么臭，没把你们赶出去算是好的了……”
　　听了这句话，我开始观察起来，只见医生、护士们衣着整齐，即使在和我们争吵，但还是保持了一定的风度；而我的工友们大多数打着赤膊，腿上到处是泥巴，这虽然和工作环境有关，但样子也确实难看，吵起架来南腔北调的脏话如同连珠炮一般。
　　小护士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城里人看不起我们农民工，固然是他们观念上的误区，我们自身素质不高也是一个客观原因。

　　我们那会儿住的工棚不像现在的这样考究，屋顶就是一层油毛毡，缝隙很大。下雪天早晨起来，被褥上也是一层薄薄的雪。这样做小工的生活我过了4年，后来我又在建筑队里做过出纳和供销员，这些都为我以后的创业积累了经验。机会终于来了，1983年浙江大学要建造一个硅酸盐实验室，由于建筑面积只有500平方米，一些上规模的建筑队没兴趣做。我是不是能去试试呢？从来没有独立承接过建筑任务的我思前想后，最终决定放手一搏，向亲戚朋友借了280元钱把这个工程包了下来。
　　我在工程预算中就把建造工人宿舍算了进去，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我知道工人们的苦。好在浙大方面还算开明，认可了我的方案。这是个小工程，4个月便完成了。结款的时候粗粗一算，我竟然赚了1000多元，在当时已经比较可观了。拿到了钱，我摆了很大一桌酒席，请参与施工的工人们一起庆功。那天我喝醉了，醉得很开心，看着那些被太阳晒得黝黑、充满活力的工人们，我下决心要一辈子对他们好。
　　在这以后我又陆续承包了一些类似的工程，也越来越觉得要想让我的民工兄弟在这个城市有一席之地，就要帮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现在我赚了些钱，就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来帮助他们。1986年，我承接了一项比较大的建筑项目——中国农业银行留下办事处。这个项目的总造价超过120万，在当时的杭州算是数一数二的了。项目包下来后，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解决工人们上厕所的问题。由于大部分工人来自农村，习惯了随地大小便，工地上一般也不建厕所，即使有所谓的厕所，其实也只是一口粪缸。
　　当时，我花了1万多元在工地上建了两个厕所、一个浴室，都是标准化的，铺上地砖，安上镜子，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风……我要求工人大小便必须上厕所、下班后必须去洗澡，先从生活习惯上让他们“体面”起来。刚开始，大部分工人都觉得做起来“有难度”。有一次我在工地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堆屎，上面还盖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因为工人中会买报纸看的人并不多，很快我便知道是谁干的了。在纪律方面我向来不手软，罚了他5元钱。
　　这下工人们都变得小心起来，再也没人敢随地大小便。在工程完工的时候，他们这种由于害怕被处罚而养成的习惯已经变成自然而然的行为了，即使让他随地大小便他也不干；出门办事也都会穿戴得整整齐齐。那时候圈里人都说我带的工人“最要面子”了。

　　上世纪90年代，建筑业进一步开放，也很快形成了一种不好的风气——拖欠工人工资。很多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却一分钱拿不到，我很同情这样的工人，也对欠薪的老板很有看法。设身处地地想想，我也是这么一榔头一榔头地干出来的，这些钱除了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外，老家还有年迈的双亲要养，或许还要供年幼的儿女读书。工资怎么能拖欠呢？当时我就发誓，这种事情决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1996年，国兴建筑有限公司成立。万万没想到的是，公司刚成立不久便碰到了拖欠工资的问题。当时公司承接了一项写字楼的工程，10多层高，工程比较大，所以得把一些项目分包出去。我们把装修阶段刷油漆的工作分包给了一个承包商，哪知道他完成工作后，拿了工人的工资款便跑了。
　　工人们真的是急了，很快找到了我。经过核实，的确是那名承包商把那17万元占为己有了。虽然我在其中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已经把工资付清了，只要报警就行了，可是我总觉得应该先解决工人们的生存问题，要让他们拿到钱。
　　问题是公司的流动资金几乎都投到了工程中，账户上已没什么钱。“怎么办？贷款发工资！”这是我在几秒钟内做出的决定，公司财务人员听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种做法的风险我当然知道，可亏了谁也不能亏了工人，这些钱是他们在严寒酷暑中辛辛苦苦挣出来的。
　　这件事也引发了我对工人工资发放制度的思考：只有将工资直接发到工人手上，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事件。
　　别看是这么一句话，工作量可是增加了好几倍。你看看我们这儿的财务室，有11名工作人员，是省内所有建筑企业中人数最多的。他们负责对全公司4000多名职工的工资进行核算。有分包项目时，他们还要对其他承包商的工人的工资进行核算。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在我们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就只发生过这么一起！

　　现在社会上之所以这么重视欠薪问题，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欠薪现象的普遍存在，再者就是农民工获得工资是他最基本的权利。当然喽，我现在考虑的维护农民工权益，并不仅仅停留在不拖欠工资上，还要为他们的长远利益着想。
　　大多数农民工不惜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并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所需，他们的最终目的也许是为了能走出山沟沟，让自己的后代有一个更加理想的生活环境。这就牵涉到了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
　　不得不承认，农民工子女要想在这个城市中获得比较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前几年，我们公司有个从河南来的木工，他非常想把在老家念书的孩子转学到杭州来，可是一打听，光是入学赞助费就要1万多元，只得暂时作罢。
　　后来，他几乎找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借钱，他自己也把生活成本降到了最低——一天三餐顿顿是白馒头，只有身体实在吃不消时才会买点肉来下饭。但这样的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依然没能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这时，入学赞助费用已涨到了2万元。后来，“风声”传到了我这儿，我几乎是本能地做出了决定：“应该去帮他！”了解了这个孩子的读书状况等多方面信息后，我决定帮他出这2万元的赞助费。
　　可是回家仔细想想，不对啊，我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帮一个算一个，而对于整个农民工队伍的需求来说，我的这点能力微不足道啊。要想彻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就需要以制度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但那时候我只是个普通的企业老板，制度上的事我无能为力，也只能在企业内部尽己所能地去帮助他们。

　　然而，机会很快又出现了——2002年，我当选为杭州市西湖区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自己的视野开阔了很多，同时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2003年1月，我了解到西湖街道龙井村翁家山一直没有通上自来水，而且村民的生活污水处理也没有并入城市污水处理管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我马上和其他人大代表一起联名提交了议案，经区人大常委会转交后，引起了杭州市有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终于，2004年，翁家山的村民用上了洁净的自来水。可是我觉得，真正能发挥我人大代表作用的还是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2003年3月，我们公司在杭州庆丰农居点工程招标中中标。这是两幢层高27层、地下2层、总面积达3.8万平方米的高层建筑，合同工期仅680天，又是杭州市的重点工程。有施工人员向我建议：“这是政府投资的项目，能不能找有关领导商量一下，工期稍微延长一些。”
　　但我觉得这样的方案不可行。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就该多替群众想想。这两幢房子开工建造时，庆丰村的农民已经在外过渡了近5年时间，如果我再拖延工期，那他们怎么办？话虽这么说，但那两幢房子造得还真不顺，先是遭遇“非典”，入夏后又遭遇缺电危机，接着是钢材价格飞涨。但最终还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还提前90天竣工。尽管我在这个项目中亏损了250多万，但看到这些已经离家7年的村民拿到房门钥匙时的喜悦，我也由衷地开心。
　　就在这时，我们公司又有一个农民工的子女面临转学问题，杭州一所中学提出要收入学费25000元的要求。本来已经有点淡忘的关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问题被我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为了掌握更多的情况，我从公司里随机挑选了一些农民工，询问他们关于子女就学的问题。结果在我的意料中，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希望将孩子接到杭州来念书；即便是一些还没有孩子的农民工，也表示如果孩子能在杭州上学当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在去年召开的西湖区人大第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我正式就此提交了议案。我提出，应该将9年义务教育落到实处，无论是农村的孩子还是城市的孩子，都应该让他们平等地享受到这一权利。
　　今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了，其中专门提到了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要求输入地政府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看来，我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今后，我也将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